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当我翻看文字和视频材料时，我感觉您似乎不太愿意面对媒体。 姚明：我觉得媒体是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我首先要明白：无论你喜欢与否，媒体都存在。 而“我是谁”决定了我要面对什么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听起来很无奈。 姚明：我不想说这是无奈，但这就像篮球界的一句话：有时候即使你很努力，你仍然无法改变输赢的结果。 我们能做的就是用一种态度去面对。 媒体也是如此。 我如何面对媒体是我选择的态度。 如果你说你很无奈，也许我需要检讨一下我的态度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怎么说呢？ 姚明：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把事情做好，肯定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。 与媒体的合作也是一种合作。 客观地说，媒体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态度。 当然，态度是由我自己决定的。 虽然有时候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，但是这一点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，应该多多修炼自己，明白自己想做什么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现在对​​媒体的态度可能比较平和一点。 这是近几年才发生的变化吗？ 姚明：我觉得这和我的身份转变和成长有关。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与我现在的处境完全不同。 运动员有时情商较低。 当你在一个很小的领域取得最好的成绩时，你就不可能把精力花在其他地方。

当我还是一名职业运动员时，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篮球上。 很多时候我认为媒体扰乱了我的纯洁。 虽然我知道职业体育、市场化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媒体，但那个阶段的人并不重视媒体。 理解有限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我刚才在球场上看到，姚基金篮球赛季的每支参赛队伍都是男女混合的。 为什么？ 姚明：学校里有男生，也有女生，我们也希望让女生参加，而且在低年龄段，男生和女生的差别不会太大。 还有另一个客观限制。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单独举办一场女子篮球比赛。 如果未来资源充足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到，但现阶段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篮球本身是一项竞技项目，但听说您在运行比赛时希望弱化冠军。 您有什么考虑？ 姚明：首先我们得谈谈篮球赛季的起点。 我们相信运动的力量。 参加体育运动对于塑造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作用，包括团队合作、领导能力、沟通能力、如何面对失败等等，这些都给了他们一些初步的尝试。 客观地说，只要有竞争，冠军就在所难免。 否则，怎能知道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失败？ 如何培养自己面对挫折的能力？ 但我们认为，在儿童阶段，冠军方面应该尽可能弱化。 现在凡是有比赛，太容易被冠军所吸引，从而导致为冠军付出代价。 比如我们现在对青少年运动员的报名非常严格：有没有超龄的，有没有超龄的，有没有为了夺冠从体校借调的，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范。它们发生了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希望孩子在这个年纪背负着输赢的沉重负担。 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成就感和挫折感。 对于这些6岁到12岁的孩子，你可以让他们尝试这些东西，但不要陷入其中，不要经历太多，而是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它。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努力工作的过程中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强化过程，相对弱化结果。 姚明：是的，我并不是说不会有结果。 这是不可能的。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。 冠军是有的，但是我们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过程上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姚基金提出的口号是“以体育育人”，用体育来教育孩子。 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，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本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姚明：确实，我们正在探索、正在发展。 首先，从我们队员的背景来看，除了我之外，队里很多成员都是体育院校毕业的。 我们都意识到体育可以帮助人成长，比如抗压能力、规则意识等。 对于孩子来说，诚信、沟通、理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格教育。 我们如何告诉学生这些事情？ 如果你只是坐在他面前说话，他可能什么也听不懂，但比赛中每一次面对碰撞，每一次选择进攻还是助攻的判断，他都会慢慢明白这些事情。 这就是体育运动的规律。 为了他。 勤奋、努力每个人都可以写，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，你怎么理解呢？ 我们常说，大学毕业，在社会上还年轻。 只有经历了足够多的人、足够多的事，你才能明白更多的事情。

当我还是一名运动员时，我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。 现在我接触了那么多的人、那么多的事，对现实社会有了一些了解。 对于那些孩子来说，给他们创造一些体育比赛，有合作，有竞争，有队友，有对手，有点类似于虚拟社会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人类的精神层面是冰山以下的部分，是外界看不到的。 您如何判断这样的项目确实改变了孩子的性格？ 姚明：这个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。 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五年。 如果我们现在寻找KPI（注：关键绩效指标），可能还不是时候。 可以有一些 KPI 目标。 例如，希望小学的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。 山里的孩子在山上玩耍，田里的孩子在田里玩耍。 无组织的活动更有可能造成伤害。 如果把他们的活动改为有组织的话，至少可以减少损害的程度。 这可能是基本 KPI 之一。 虽然我们的项目叫体育，但我一直认为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。 如果要衡量教育，五年确实太短了，但我们有信心。

“体育育人”在中国的力度还不够。 人们并不把体育（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一种尚武精神）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我们有责任、有远见去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。 我们把体育完全当作教育来对待。 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深入了。 体育活动、艺术活动、学生社团活动占学习的很大一部分。 每个学校、每个部门、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团队。

我从运动中受益匪浅。 体育其实是一个小社会，规则很重要。 比赛前每个人都知道规则。 运动员不能担任裁判员。 有社会监督（游戏透明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）。 边界和底线非常明确。 任何人都不应逾越底线。 体育运动还培养独立的性格。 教练可以教你如何投篮、如何运球、如何掩护和防守，但他们无法教你何时做这些事情。 你应该排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还是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？ ？ 你要根据法庭上的具体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。 教练制定整场比赛的策略，球员制定每次控球的战术。 但这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基础上。放慢脚步，把你的房子收拾好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：农村教育。 不久前，您参加了马云举办的“XIN慈善大会”及其私人晚宴。 他对此也很关心。 中方对此有何沟通？ 姚明：我们进行了一些初步接触，讨论了各自的项目和理念。 姚基金为何从事体育事业？ 有两个因素：一是我们是体育出身，对运动非常熟悉，上手很快； 其次，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紧张，他们倾向于将资源优先分配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领域。 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艺术、体育等学科比较匮乏，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弥补我们的短板。 组织比赛、培训体育师资都是姚基金会非常深入的实践，与孩子们的接触也很多。

我认为慈善最重要的不是帮助人，而是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 帮助别人只是一种手段。 如果我帮助一个人变得更好，他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会改善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没有太大差距的情况下才能改善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2015年，姚基金制定了未来三年的规划。 您曾经说过，未来三年要重新梳理流程和模式。 姚基金成立不到八年。 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重组？ 姚明：是的，排序的范围太大了。 姚基金会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是2008年成立到2010年，期间我们只给希望小学捐款，每年组织一次慈善篮球赛。 关于这次比赛，我们当时有自己的体育经纪公司，很容易上手。 然而，为了以后更“干净”，我们把慈善比赛外包给了别人，我们自己做不到。 第一阶段，我们的参与不够深入。 我们参加了学校的奠基仪式，开学时揭牌，然后来到了幕后的财务工作。 光是给学校捐款就等于“破墙”。 虽然学校挂着你的名字，但实际上与你无关，也没有任何内容。

2010年，我们队陆浩校长提出了篮球赛季的想法，并于2011年正式启动。姚基金迄今已向18所希望小学捐款，但通过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（中国）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），第一年我们招募了45所学校参加篮球赛季。 同一所学校只要内容不同、人不同就会变得不同。

这个阶段我们从硬件捐赠转向软件组织和管理。 篮球赛季是姚基金会最重要的项目，培训志愿者、组织比赛、提供资金。 2011年，有45所学校。 到2015年，这个数字已增加到300多家，平均每年翻一番。 今年我们明显放慢了脚步，只增加了30多所学校。 我们要考虑资金和资源能否跟得上。 这是非常现实的。 您还必须考虑管理层是否能够跟上。 今天看到任正非的一篇文章。 他表示，如果管理能够提高，华为的利润可以翻倍。 简化管理、标准化管理还可以从内部挖掘潜力，进行扩张。 如果我们这个模块做得不好，那么我们的边际效率就会随着我们继续做下去而下降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曾经说过，做慈善会遇到很多困难，有时是生是死。 是什么让你想要生或死？ 姚明：2008年以来，中国慈善事业经历了很大的起伏，有起伏很正常。 一定程度上，郭美美给大家创造了一个正视慈善内部问题的机会。 姚基金也是如此。 它需要放慢脚步，进行内部整顿，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是什么让您意识到姚基金现在不得不放慢脚步了？ 姚明：我们在工作中发现，目前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，需要花时间做更深入的研究。

我们每年都会做财务分析，感觉效率在下降，或者没有预期的那么高。 你要知道，有些问题可以用金钱和资源来弥补，有些问题是无法弥补的，比如组织管理。 比如，我们需要权衡我们与地方政府的联系、与学校的沟通、监管和标准的制定是应该更宽松还是更严格。 我们不像私营企业，老板为了自己的感受可以多花一点钱。 我们是公益组织，所有的捐助者都是我们的责任人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 所以我们要花三年的时间，一点一点地解决这些问题。 我们在四川、安徽、贵州都有赛区。 今年的全国比赛在银川举行。 各地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，需要时间消化。

在管理方面，我们需要制定KPI，建立问责制度。 我们对公众负责。 我们在投入资源的同时，也要对合作伙伴负责，责权利对等。 犯了错误，首先要承担责任，吸取经验，自然就会进步。 当人与愿景、责任、惩罚结合在一起时，效率一定非常高。 愿景可以理解为人们能够获得什么利益。不断追逐，把事情做好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22岁就被选入NBA，直到31岁退役，您在美国和NBA度过了人生关键的九年。 慈善是他们的文化之一。 这段经历现在对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他们的行为和想法会产生什么影响？ 姚明：我希望小学篮球赛季能像现在一样长。 除了“体育育人”的口号之外，我还提到了陪伴和时间投资的概念，这与仅仅写一张支票或捐赠一笔钱不同。 我并不是要进行任何比较，这很重要。 美国每个城市都有人生活得不好。 作为社会上比较有声望的组织，俱乐部基金会每年都会拨出一笔资金购买礼物给他们“送温暖”。 运动员们将亲自将这些礼物送到他们的家中。 乍一看你可能以为这是商业促销或者品牌包装，但其实完全不同。 有件事一直让我印象深刻。 我们去了一个墨西哥人的家。 那所房子的门窗和床垫都非常破损。 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粉刷过了。 当我们真正把东西送到那里并看到他们的情绪时，我们不禁感到……没有被感染。 如果你只是写了一张支票，没有见到任何人，你根本不会有这种感觉。 当你遇到这个人，听到他动人的声音，看到他欣喜若狂的神情，看到孩子在新床垫上跳来跳去的时候，你就被那种氛围感染了，突然觉得有一种人情味。 关系不同。

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慈善是一种工具和方法。 它最重要的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好，而是改变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 如果这个改善了，人心就会改善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五年前，姚基金举办了一场名为“交流夏”的活动，旨在帮助一群城乡孩子体验彼此的生活环境。 然而，结果却与你的预期相差甚远。 孩子们经历磨难后会感到成就感，而农村的孩子面对繁华的城市却充满了失​​望。 这次事件是否促使您反思并改变原来的慈善理念和方式？ 姚明：那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。 我们发现，我们不能单向思考问题，而必须客观、现实地思考。 然而，任何道路都是崎岖和危险的，犯错就是进步的代价。 我只是希望这个错误不要白犯，不要变得一文不值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姚基金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。 那时，你还在NBA打球。 为了方便管理，你们在美国设立了一个基金会。 回到中国后，你把它搬了回来，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基金——姚基金。 其实你一开始就想创办基金会，为什么后来没有改变主意呢？ 姚明：如果你现在想单独创办一个基金会，你会面临很多问题。 我们非常高兴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。 他们对我们很有帮助。 我们在很多方面也依托青基会的管理模式，尽可能的降低做事的成本。 青少年基金会非常赞同篮球赛季项目，甚至在其他体育项目中推广了我们的模式。 事实上，它从我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曾经说过，中国篮球的问题是中间层被掏空了。 按照这个逻辑，你应该去中层，但姚基金的篮球赛季主要是针对中层的。 为什么？ 姚明：篮球赛季完全是公益性的。 中层是半专业的，有点商业化。 所以我们不能对中间层做，只能对下层做。 而且就算做了中间层，也不能把上层往下拉，只能把下层往上拉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一直在探索民间竞赛。 篮球赛季是否算你在这方面的尝试？ 姚明：我不是唯一一个探索民间比赛的人。 比赛也在一、二、三线城市以及沿海一些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举行。 我们有自己的定位，有明确的垂直方向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从2011年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，一直在推动篮球改革。 目前这方面有进展吗？ 姚明：管办分离正在积极推进，大家都在积极沟通。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有耐心，但是总体方向肯定是向前发展的。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您如何看待自己从政的经历？ 姚明：政协里有很多聪明、有才华的人，但关键是态度。 前不久，莫言谈到教育体制改革，教育部有人出来反驳他不懂教育。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进行这样的讨论，从各个角度来看待问题。 没有人能够360度无死角地考虑一切。 我现在感觉有点迷茫的是，有很多事情刚刚讨论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又出现了另一件事，所有的注意力又转到那里，只是半途而废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 姚基金是垂直的，我们一定要追求它，要把它做好。